张燕玲 文/图
 
      富川北部多个乡镇瑶族居民讲七都话八都话九都话，贺州市八步镇城区周边居民讲的也是八都话九都话；沙田有个地方出去讲的是“瑶话”，回家却讲“标话”。普通人对这些肯定不了解，但贺州学院从事古代汉语和汉语方言研究的邓玉荣教授，为研究清楚贺州的方言，就一个个乡镇的实地走访，对于很多方言他已了如指掌。
     “语言方言品种有十余种之多，一个两百多万人口的地区有如此多的语言方言品种在全国实属罕见。”“走进贺州地区，你就像走进了一座语言博物馆。”邓教授如此形容贺州地区，“它是语言的金三角”。
      2007年3月，在邓教授的努力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特别选择在贺州举办了第四届土话平话研讨会，境内外二十多所高校的5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贺州，提高了贺州乃至贺州学院在学术界的知名度。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邓教授致力于广西东部特别是贺州的汉语方言研究，并持之以恒，学术成果显著。十多年来独著的论文就有20多篇。主要论著有《藤县方言单音形容词的变形重叠》(《方言》1995.1)、《广西贺县(莲塘)客家话音系》(《方言》1996.4)、《广西钟山方言音系》(《方言》2000.4)。参与过《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的编纂工作。他还是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员。
      2008年6月，由他主持的“语言接触视角下的两广交界处勾漏粤语研究”项目，获得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立项，是贺州学院及我市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上零的突破。他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课题A类项目“濒危语言与《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研究，介绍广西语言及使用人口、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及各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况。1.5万字的论文《广西壮族自治区各民族语言间的相互影响》作为广西语言地图的说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刊物《方言》2008年第3期上。
      2007年8月，他参与同中山大学主持的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岭南濒危汉语方言研究”广西子项目的研究工作，负责铺门话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2007年12月，还参与了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贺州方言研究”(组织贺州学院教师调查贺州的各种汉语方言，预期成果为贺州方言研究丛书一套共五本，每本约30万字。
　　为了完成这些研究任务，他进行了大量艰苦的调查工作。为摸清贺州的汉语方言情况，几乎跑遍了贺州的每一个乡镇。对贺州的每一种汉语方言都或详或略作过调查。对广西区内其它地方的方言也作过不少的调查。平时教学与行政事务繁多，研究工作主要是利用节假日进行。
     研究总是寂寞的。每研究一种方言，都需要有个发音合作人，由于经费紧张，邓教授经常得跟发音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调查富川平地瑶族居民的土语时，邓教授2年内先后10次下到秀水，在发音人家中住了大概60天。有时甚至要自费调查，往往只能住最便宜的旅店客栈。在葛坡乡镇，邓教授白天去附近村退休教师家进行调查，晚上就住5元钱的小旅店。在富川与钟山的田野调查时间累计超过了150天。
      经过这么多年的实地调查经验，邓教授打趣地说：“往往想知道当地人说的是什么话，找计生的人是最方便的。”作研究这么多年，他也遇到遭人误解的时候，“不给别人工资，又不能给调查人带来经济效益，很多人都对下乡的调查不理解。”
     “全国有7大类方言，贺州就有5大类。”邓教授说，我们的资源很丰富，但在方言研究方面，我们的研究与一些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经常会感觉压力很大，在一个方言如此丰富的地方，却‘吃不下’，心里真的很着急。”
      濒危汉语研究不能像保护濒危动物一样，可以设个保护区，“这样没有必要，也做不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与文化研究相联系，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他参与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十五”科学研究课题“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丛书(共12本，邓玉荣完成其中的《富川秀水九都话研究》及《钟山方言研究》两本)获2008年广西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及广西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参与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追加奖励。《广西钟山方言音系》(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刊物《方言》2000年第4期)，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他说到，“作为一名语言工作者，将濒危汉语记录下来，观察、了解，让后人知晓语言演变的规律。”“去调查一种话就能了解一种话，就能给后人留下一些东西。”

                                          图为正在办公的邓玉荣教授。